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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
如何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科学布局，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关键。
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并行
本报驻美国记者 丁小希
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长期致力于发展中美两国可持续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研究与合作，是由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卸任后于2011年创立的。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已经访问中国70多次的保尔森正准备启程前往中国。
记者：有人说中国城镇化和美国高科技将会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两大引擎”。请问，您认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进程有哪些特点？面临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中国城镇化的未来前景如何？将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保尔森：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济输出占到全球经济输出的1/3以上。两国面临的许多挑战都是相似的：确保强劲但平衡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并优化就业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
全球繁荣取决于中国重塑其经济模式及继续充当经济增长引擎的能力。然而，追求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应当是并行的，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保护公众健康和我们周围的生态环境应该优先。中国成功的城镇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实现城镇化进程中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具有巨大的意义。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进程都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和环境利益的紧张关系，无论是建设新道路还是新建筑，还是增加家庭用电和汽车能源耗费，我们的城市地区消耗着地球不可再生资源的绝大部分。中国城镇化的特点不仅基于特殊的人文、自然、历史、地理条件，而且新一阶段的城镇化进程无论是范围还是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只是强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短期规划，就不会建立起持久的繁荣。中国政府十分清楚这一点，正如在近期所作出的阐述那样，如果破坏了自然资源或者损害了环境所依赖的食物、水、能源和清洁的空气，那么一个现代经济体将无法保持繁荣。
中国“十二五”规划反映了在设定优先级前提下成功实现城镇化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包括确保：更平衡的增长、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密度等。如果得到充分实施，这些行动将会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具有重大经济和环境意义。
机遇是巨大的，但事实上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规模带来的挑战更为显著。中国政府在从无到有地创造城市，而且这些城市将实施最新最前沿的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避免经历其他国家在城市规划上所走的弯路和犯下的错误。我相信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强大的，拥有把握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
记者：中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之路是没有可参考模式的全新探索。您认为在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应如何做到平衡兼顾？
保尔森：城市是消费的中心，如果没有适当的环境管理，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将会制造额外的压力，加速消耗本就稀缺的资源。如果有正确的规划、监管和执行，高密度、紧凑型的城市实际上可以减少对土地的需求，从而能释放更多农业和开发用地。
智慧型城市规划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均成本，使投资能够集中在高性能高效率的体系中，这一点在设计交通、能源和供水系统方面尤其突出。精心设计的城市能在空间和资源利用方面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居民的“碳足迹”。例如美国的纽约，就是一个拥有优良交通运输系统的大都市。正如我住在纽约市时发现的，纵横交错的街道和布局使人们能够较容易地步行，交通管理机构能够在联网的情况下针对大路和小街道进行不同层级的集中管理，司机也能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路线到达目的地。此外，纽约还有遍布全市的地铁和许多自行车道。其结果是，纽约这样一个看似拥挤的大都市，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美国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5%左右。
我相信中国能够借鉴成功经验，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城镇化道路。可以肯定的是，如能实现下一阶段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镇化，催生的经济和环境效益都将十分巨大。
避免“先污染、再治理”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首席代表 罗兰德
半个多世纪前，很多国家认为如果要变得富裕，污染是不可避免的。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看到过一张照片，因为污染，日本首都东京的市民戴着口罩出行。今天的中国没有必要重复其他国家的错误，再走一条“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
中国政府提出要建成小康社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人民过上有质量的生活。因此，目前出现的污染问题，一定要得到重视，因为这事关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中国城镇化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优化空间利用。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发展为了满足自身资源需求，空间会不断扩大，结果是农业用地会逐渐减少，而这并不利于实现城市密集化。
同时，大城市发展不可避免的就是交通问题，将有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涌现。事实上，密集化的城市没有必要大量使用私家车。例如新加坡、纽约、斯德哥尔摩、巴塞罗那等，都是人口高密度城市，但却拥有高效的交通系统。这得益于涉及多方面的综合交通和土地利用战略，包括整合城市与交通规划、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完善机动车拥有和使用管理等。
对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我有两个建议：
一是进行城市财政改革，平衡需求、收入和税收之间的关系。一旦城市发展起来并形态定型后，几乎无法对其进行改变，因此在初始阶段就使城市融资结构合理化。目前很多城市的融资都是通过资产负债表外的政府融资平台，主要依靠出让土地并重新开发获得收入来源，这并不利于融资来源的可持续性。
二是要把住房建设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过去往往是先建社区，民众搬入，之后再修建公共基础设施，例如公共交通。这导致的结果是，人们为了满足出行需要，就会购买私家车。所以，如果建房子的同时完善公共交通，或在公共交通相对集中的地方发展社区，就能减少人们购买私家车的意愿。因此，城市建设时需要一体化规划，例如可以让地铁站成为城市的焦点，在地铁站附近兴建写字楼和商圈，加大空间使用率等。
（本报记者吴乐珺采访整理）
可持续发展带来有尊严的生活
欧盟地区委员会秘书长 格哈德·斯塔尔
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中国在亚洲崛起，并保持经济增长，是世界的福祉，因为这将改善数以亿计人口的生存条件，并增加人民的财富，最终推动人类社会整体的进步。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奇迹影响着世界上主要的资源产品价格，并且改变了亚洲国家之间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已经高度相互依存。
中国要实现下一个阶段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做出变革，应该通过一个更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平衡。中国经济仍保持快速发展，但是基于高能耗的旧模式已不再适合中国，这种旧模式也不受发达国家欢迎。全球人口接近70亿，落后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够为地球人提供体面的生活环境。
根据经合组织环境展望，如果世界各国政府没有制定新的政策，到2050年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将比现在增加80%，其中需求最大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85%仍依赖化石能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因此会增加50%。到2050年，城市空气污染将成为致病甚至导致死亡的最主要环境因素。届时，全球过早死亡病例将比现在的每年360万增加一倍。全球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将增加55%，对水资源的竞争最终会威胁到农业用水。
截至2011年底中国城市人口有6.91亿，城镇化率仍然低于发达国家。欧洲的城镇化率为70%，中国要达到这个程度则意味着再有2.6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如此大规模的城镇化对中国是一个巨大挑战。中国要成功实现如此规模的城镇化，需要有一个整体策略，要考虑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利益；平衡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资源供应之间的关系。
欧洲是可持续城市建设的先行者，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可以向中国提供经验。所谓可持续的城市，能够保证民众享有均等的公共资源使用机会，能够吸引民众在城市里定居，也能够吸引投资。
欧洲可持续城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提供清洁安全的饮用水、污水处理效率高、空气清新，废物处理措施得当；绿地面积、娱乐休闲设施充足；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绿色节能建筑和公交系统普及。
欧盟在制定城镇化相关政策时，对具体的目标和结果做出统一规划，对于选择什么方式落实，给成员国政府留出相当大的政策空间，因为成员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欧盟可以启动配套金融政策支持相关城镇化政策的落实。
当然，欧盟要保证在多层级的体系中贯彻共同政策困难也不小。无论是从城市功能性还是美学角度来看，欧盟在城镇化建设上做得较好，是因为保持了城市的特点和传统。这需要一个民主的、负责任的城市治理机制。而欧洲有根深蒂固的市民自豪感、地方自治、自我管理传统。城市规划体系总是让市民和所有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有效地参与其中。比如，《奥胡斯公约》就规定了市民有权参与城市规划全过程，包括相关知情权，对涉及环境问题的政策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
欧盟积极支持各成员国及其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已经有4350个欧洲的地区、城市及其他下级地方政府接受《市长公约》，承诺会提前完成欧盟2020减排20%目标，为此要节约能源，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
当今世界已经无法承受高能耗型经济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必须调整其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则必须摒弃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而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中欧需要加深合作以应对挑战。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孙天仁采访整理）